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似乎改變了堅守了數十年的“資本流動不受約束”的信條。4月5日，IMF網站登出題為“IMF制定資本流入管理框架”的文章，計劃為新興市場乃至所有資本賬戶開放的國家在面對資本流入猛增時，提供一套包含資本管制措施的“政策工具箱”。

與聲明一同發(fā)布的一份工作報告指出，在窮盡貨幣、匯率、財政、金融政策后，一國可采取資本管制措施。這一政策框架已為IMF執(zhí)董會接受。

一些外部研究者發(fā)現，其實早在2009年巴西開始對資本流入征收2%的額外稅收時，IMF就已放松“口風”，從一貫的強烈反對轉為“不情愿地接受”。針對資本流動管理的研究也從那時開始。

IMF自1972年以后一直堅持在成員國內推行浮動匯率及資本自由流動，如今這一立場的軟化可謂十分顯著，它的出臺也正是時勢所迫。

在許多新興市場國家，與結束于1997年—1998年和2008年—2009年的前兩輪“資本流入潮”相比，本次危機后的資本流入有了明顯變化。在構成上，第一輪中，外國直接投資占最大比重，第二輪以銀行信貸為主，現在則集中在證券化資產上，如巴西和韓國的資本流入過半屬于此類。這些資本更“熱”、波動性更大。此外，本輪資本流入在短短三個季度就占到這些國家GDP的6%，而過去達到這一規(guī)模需要至少三年。

這時，本幣升值對出口競爭力、金融資產安全和市場穩(wěn)定、央行對沖的成本及財政政策的政治阻力產生了巨大影響。于是從巴西到秘魯，從韓國到印尼，從南非到土耳其，紛紛采取了對資本流入征稅、規(guī)定投資額度和鎖定期、提高準備金率等量價措施。

面對這一局勢，資本輸出國迫切期望為資本流入管制設立全球規(guī)范，避免“大蕭條”時期各國以鄰為壑或“貨幣戰(zhàn)爭”的出現；而流入國則急需專業(yè)的國際金融機構提供政策建議，以最小的代價防范未來可能出現的資本流動突然、全面的逆轉。

正因此，近日在南京舉行的G20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研討會上。法國財長拉嘉德表示，IMF需要對資本流入管制設立全球的“指導原則”，也就是這里IMF所指的“政策框架”。

IMF總裁斯特勞斯-卡恩（Dominque Strauss-Kahn）在4月5日發(fā)表演講時說，過去以為對如何管理經濟很有把握，因為“華盛頓共識”給出了一些答案。“但現在我們處在獨特的歷史時期，一個大變革的時期。”

IMF是近來變革的急先鋒，但從“靈活信用工具”（FCL）等新型工具看，IMF并未放棄原則，變革也絕非對現有制度的“推倒重來”，而是更務實地優(yōu)先處理最緊迫的問題。

IMF的“政策工具箱”并非放任資本管制，其核心主張恰是各國必須把宏觀政策和金融審慎措施作為“第一道防線”，這包括匯率低估的國家要向靈活匯率下的中期均衡水平靠近，積累必要的外匯儲備，確保國內政策組合可實現公共債務的平衡及可持續(xù)。此后，在采取針對外匯幣種的審慎措施的條件下，若仍無法有效控制資本流入，才可采取針對“投資人身份”的資本管制措施，執(zhí)行中還必須設法將扭曲降到最低，并顧及其溢出效應。

如有需要，一國可采取針對總量的措施，但對資本進入本國后流向何種領域不該設限。IMF第一執(zhí)行副總裁利普斯基（John Lipsky）日前接受財新《新世紀(23.37,0.00,0.00%)》記者采訪時說，“根本上還在于對搞國內政策，使經濟在遭受沖擊時具有韌性”。